中国防疫“二十条”落地一周后 来自7个普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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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以下简称“二十条”)发布已逾一周,密接和入境人员集中隔离时间由“7+3”缩短为“5+3”、取消次密接、高风险外溢人员“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种种防控措施调整,点燃了无数期待,但也在落地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从政策出发点看,“二十条”能够明显缓解各地疫情处置当中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比如隔离资源紧张、隔离房间不足;流调压力大、流调人员不足等。

但具体执行中,基层防疫人员的担忧也不少:调整措施难免增加“漏网”的风险,释放的病例数可能会更多,医疗可能面临压力。

随着“二十条”落地,一些早期的变化已经开始浮现。我们找到了7个不同处境的普通人,有人在香港等候入境,有人作为密接却未被集中管理,有人漂泊在外一个多月,有社区工作者成为承压最大的角色,有隔离点工作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而来自县医院和方舱医院的两位医生,都在为接下来一两周可能出现的医疗压力未雨绸缪。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支援方舱的医生:方舱病人快收满了,医院也腾出了空病房

不久前,我被临时抽调到了一家方舱医院支援。那会儿,疫情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逐渐扩大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感染高峰,不少医生都被抽调去了方舱医院支援。

现在,我们这里的抗疫相关医务工作者都忙到飞起,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是常态,领导经常开会到凌晨2、3点。

目前,各区的方舱医院都已经开启并严阵以待,用来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如果出现重症和危重症,则会被送往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这段时间以来,疫情形势并不乐观。我所在的方舱医院,在“二十条”出台之前就已经基本收满了感染者,而我的原单位在这两天甚至还专门腾了一栋楼来做收治准备。

在疫情上升时期,我们担心感染人数会在秋冬季持续上升,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会发展成重症危重症。

另外,我们还非常担心医院会发生院感,尤其是急诊、ICU和心内科这些科室被病毒突破,那将会非常麻烦。随着社会面防控手段的放松,现在一方面不能发生院感,一方面也不能推诿患者,医院面临的压力空前的大。

我所在的方舱医院,不管是帕西洛韦还是阿兹夫定,防止轻症转归重症危重症的药物都已经做好了储备,并且已经给一些有重症危重症因素的患者用上了。

在方舱医院,我遇到了不少无奈的事情。绝大多数感染者,依然对被感染有很强烈的恐惧。

比如有一些轻症患者,吵着闹着要我们给他们使用治疗手段。其实对于这些患者,基本不需要医学干预,在方舱医院多休息几天他们就能痊愈。

我们是医生,但在方舱有时也要承担一些补充流调的工作。感染者们此前大都接受过好多次流调了,轮到我们打电话时,时常会遇到语气不善或不耐烦的情况。甚至被当成是骗子。我们院区用来做流调的手机号码,都是同事们自己办的电话卡,已经因为被患者举报为诈骗电话被封号了好多个了。

北方某县医院院长:一旦疫情冲击医疗系统,或许我们还会改成方舱

“二十条”执行了一周多,外界担忧的医疗挤兑,我们暂时还没有感受到,反而有不少病人,主动离开了医院。

我们这里有些市民不敢出门了。大家会担心出门路上遇见谁,万一是阳性患者,或者是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被感染了不划算。

老百姓担心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感染后财产的巨大损失。今年上半年,我们县里阳性病例较多时,出现阳性病例的房间会进行全屋消杀等情况,市民难免担心。

市民现在都觉得连花清瘟、中药水,甚至是漱口水、维C有用,自己在家预防,不是重病没必要到医院。愿意到县医院来的病人,就更少了。

一家医院的住院人数从900多人,减少到700多人;我们医院从800多人,减少到500多人。除了在家里治不了的病,比如冠心病、心绞痛或者一些合并性的疾病,其他的病人就不到医院来了。

作为医疗机构负责人,我难免会担心。县里的核酸检测频率并没有降低,但次密接人员解封了。

如果社会面阳性多起来,肯定会波及到有基础病的患者。如果有一个人,既有基础病,又被感染了新冠,怎么办?如果这样的情况多起来,县里的医院就不够用了。

我们县里已经有了一些新冠感染病例。县里在做一些准备工作,现在县里有两个传染病医院,一个是县里固定的传染病医院,另一个是由一个卫生院改造成的第二传染病医院。

在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我们医院被临时改建为方舱医院,有一个月的时间。方舱结束后,院内的被褥全部焚烧,很多医疗仪器在消杀后也毁坏了,不少地方的天花板都掉下来了,我们刚装修好,夏天才重新开业。

县里还有两个较大的隔离点,今年9月之前就建好了,两个隔离点加起来有1000多间房。最近,县里正在给1间房里放3张床,到时就能容纳3000个无症状或者阳性患者。这也是应对的措施。



但如果一旦后面疫情冲击医疗系统,或许我们还会改成方舱医院,这个循环会再来一次。

张毅,街道工作人员:一周前被派去隔离点支援

我的一天从凌晨3点被闹钟叫醒开始。

密接的核酸检测结果一般会在凌晨3点出。如果没有阳性,他们次日就可以转为居家隔离。

正常我会提前一天,把第二天要“解离”的人员名单发给街道,街道去核实这人是否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符合,就正常“解离”拉回家,再加3天居家隔离。不符合,就在隔离点待满8天。

“二十条”出来后,密接隔离“7+3”变成“5+3”。那天我们凌晨4点多睡的觉,7点就起来接着干,紧急解除隔离了一批人。

如果有一批密接者要来这里隔离,我们在系统里会先收到单子,问一下“街乡”(街道、乡)预计人什么时候来,比如他们说凌晨三点来,之前大家都找地方休息一会儿。我街道的同事就在做防疫工作,3天只睡了10多个小时。

密接者来的时间不一定。派单有流程,“街乡”那边通过社会面筛查发现“阳”了一个,这栋单元楼的人就成密接了,他们会在系统里向疾控申请发起转运。疾控审批,单子就派到我们这来了。收到单子后,医疗组会判定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哪些人能接还是不能接。

隔离点里还有隔离区,隔离区内外是不接触的。我们办公室里有监控大屏,密接从下车到入住全过程都可监控。所有密接都穿着防护服,但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大白”走路慢,而且需要别人扶,肯定是个老人。我们会通过对讲跟区内负责医疗的同事叮嘱一下。对方知道是老人,就会问得细一点。

办公室里有两部座机、一部公用手机,居民有什么诉求可以随时打。他们最常问的是什么时候能出去。“解离”日期能算出来,我只能一个一个回答。

有个人一开始脾气很好,但是因为核酸结果迟迟不出,脾气逐渐暴躁。他40多岁,陪儿子隔离。他儿子是密接。他是今天走的,本应该昨天走。昨天白天还很淡定,到晚上就逐渐不淡定了,一个小时打一个电话,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

“我们进来容易,出去难。我跟公司那边也只请了8天假,现在晚了一天,万一出去再关我3天。我工资怎么办?孩子这么小,还要上学,到时候成绩落下怎么办?”他在电话里说。

到晚上10点多,他话就不那么多了。明显感觉他声音疲惫,估计是被他儿子闹腾的。他这孩子十一二岁,正是闹腾的年纪。

我们也只能跟上面反馈,核酸检测机构我们也联系不上。我们和区里反馈,医护那边通过卫健和疾控反馈,两边都催,都没用。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核酸结果为什么出那么慢,反正最后是出了。

在隔离点工作一直得绷着这根弦。24小时待命,手机也不能静音,办公室、宿舍之间完全两点一线。

我在隔离点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比较烦躁。烦躁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偶尔感觉很烦,会想到怎么还不出去。可能这也是个逐渐的过程,慢慢地发现自己已经接受了现实。

花花,街道社区工作者:当地疫情大爆发,隔离资源不够用,所有的压力都到了社区身上

“二十条”发布的当天,我们这里就宣布积极响应政策,解除所有次密接的集中隔离。这或许也和近期疫情大爆发有关——我们这儿的隔离酒店几乎住满了,大量密接快要没地方集中隔离了,解除次密接的隔离,可以给密接腾出位置。

对密接的“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也已经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但基层因为防疫压力,还是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比如,不少负责隔离点防疫工作的“隔离酒店工作专班”,开始在集中隔离的起始天数上作弹性调整。

流调总会存在时间差,比如,一位密接在1日跟阳性病例有过接触,但工作人员可能直到2号才能经流调溯源联系上他,在3日把他送去集中隔离点。以前实行7+3时,大家默认从密接的暴露时间开始计算应隔离时间,也就是从1日开始计算。密接在8日就能离开集中隔离点,实际隔离5天。

现在改成“5+3”后,一些隔离点的人认为集中隔离5天时间太短,为了降低传染风险,改从密接进入隔离点那天,即3日开始计算应隔离时间。换句话说,密接还是要在8日才能离开隔离点。

我能理解,隔离点这么决定,有近期疫情形势险峻的背景在——很多病例在集中隔离的第5天、第6天才检测出阳性。因为没有具体规定起始点,区一级防疫指挥部也没有规定,这就给政策的落实留下了不确定性。

但这样一来,所有压力全部转移到了像我这样的社区工作人员身上。不管隔离了几天,根据流程,集中隔离结束后,隔离点会出具一份书面文件给当事人,让当事人转交街道,要求街道对其进行后续的3天居家隔离管控。

实际的情况会很复杂:如果当事人居住的地方不符合“单人单间单卫”的构造,整户同住的人都要一起居家隔离。另外,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居家隔离应当享受带薪休假,但很多居民在此期间只能拿到底薪,或者需要用年假、加班时长来抵扣。

疫情已经三年了,对于集中隔离时间的计算,居民们打听起来并不难,很多运气不好,被集中隔离过4、5次的“老隔离户”,对隔离政策更是门儿清。

实际隔离时间被延长的人中,总有非常抗拒的人,但他不会找隔离酒店投诉,所有不满的承担者最终都是离居民最近的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我曾一天接到过来自一个人的10个投诉电话,不断解释不断道歉。也试图找领导反映情况,申请为他解除居家隔离,但领导不敢担责。和隔离酒店沟通时,他们的态度也很不好:“我不管街道具体怎么执行居家隔离管控,反正我们按要求出了居家隔离的文件。”言下之意好像在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如果出了问题,与我们无关。

徐荣海律师:出差还是不方便,女儿问,“爸爸,我和和单亲家庭有什么区别”

我是一名律师,经常要到外地出庭办案。

11月12日下午,我从某市的低风险区出发,乘高铁到达邻省的一个城市。因为行程码上有省外行程,要走“省外通道”出站。在那里扫完健康码、做完落地核酸后没多久,我的健康码下方出现了一行红字——“社区健康监测未满5天”。

这一天是“二十条”落地的次日,我遭遇了和上个月一模一样的情形,没有丝毫变化。

这个省的防疫政策规定:只要是外省人员前来,哪怕来自低风险地区,哪怕是绿码,只要跳出这行红字,到达后5天内,理论上可以自由出行,但公共交通、商场、公园,所有需要扫码进入的地方都对你关上了大门。

对于出差办事的商旅人员,这样的政策很不方便。上个月,我按照惯例在开庭前2天来到这个城市,准备参加庭审。因为“社区健康监测未满5天”,法院不让进,我不得不把庭审材料交给我的委托人,让他自己出庭辩护。

这次我吸取教训,提前6天抵达这里。12日下午落地后,我注意到了防疫“二十条”的新闻。我意识到,这里的防控政策并没有随着“二十条”的出台而调整。

为此,我先打了当地的12345市长热线,工作人员登记了我的情况,让我等反馈。我又给酒店所在的社区打电话反映情况,对方说他们没有权限,让我联系区里的防疫部门,但区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第二天,区里给我回了电话,说省里正在研究新规定具体如何落地,在新规定未发布之前,继续沿用老规定。之后,我又连着打了2天12345,但一切还是老样子——直到我到达的第6天(即17日),那行红字才消失。

疫情以来,因为各地防疫政策不一,类似的不便我经历过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我10月7日因出差离家,到现在一个多月了,都没能回一趟家。

10月中,我结束了出差,准备买票回家时,发现我的健康码弹窗了,意味着无法买到回家的机票或火车票。这很不合理,因为我出差的城市全域都是低风险。

我在健康宝上进行了申诉,同时打电话给我家所在的社区反映情况,同时每天上传核酸阴性结果、持续申诉。大约一周后,弹窗解除了,但我又要赶往别的地方去出差了。

11月13日,我意外发现弹窗自动解除了,但这时我不敢回去了,担心回去后就没法再去外地出差。



虽然这一个多月流连于外地,但我还是比其他人更幸运。做律师这行,没有坐班要求,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出差办案,因此我能够持续工作、获得收入。

不过,中途有次正上六年级的女儿和我视频时我抱怨:“爸爸,我现在和单亲家庭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我有点心酸。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长时间的差。孩子还小,才上小学六年级,需要父母的陪伴。

阿林,互联网从业者:作为时空伴随密接,被通知只要居家隔离

11月12日,一个寻常工作日的早上8点,还在沉睡的我突然被一连串电话叫醒。电话那头是疾控中心,“打了一个小时,你终于接电话了”,紧接着问我们,“是不是在11月9号的晚上20点去过xx餐厅?”

这家餐厅服务员确诊了,餐厅被列为高风险地区。情况属实之后,我们被判定为密接,按规定需要集中隔离5天。疾控中心让我们向社区报备,同时等社区的反馈。

我立马起床收拾行李,做好了去集中隔离点的准备,一个小行李箱装了和男朋友两人的日常换洗衣物。我也给家里买了些速食备着,但等了一天也没有电话再联系我们。

疫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买化妆品、护肤品都开始买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在家还是出差外地都很方便。疫情之下,一般出门都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总担心有异地感染的风险。

我现在对隔离没有太大的恐惧,隔离反而是一种可以远离职场环境的方式。

今天是我隔离的第一天,虽然依旧加班到晚上9点,但是中午我在午睡、傍晚我认真做了晚饭,想休息就休息,谁也管不着我,还挺开心的。

旅港媒体人:“二十条”后,想要回内地的人数翻倍

我到香港短居已有三个多月,“二十条”落地后,因为入境集中隔离天数少了2天,很多人都想要回去了。

回去是要用抢的——申请摇号的人变多了,从4000多人涨到了9000多人。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我就守着健康驿站的摇号系统,登记计划哪一天离港,从每天1000个名额中期待自己中签,平均三四天能摇中一次。

如果从香港直飞内地,在目的地隔离,单程机票至少要4000元。而如果先到紧邻香港的深圳隔离,再从深圳飞去目的地,机票只要400元,价格相差10倍。

最经济实惠的方式是坐跨境巴士,但“二十条”之后,跨境巴士班次缩减、黄牛票也水涨船高。

其他交通工具也跟着紧张。从香港到深圳或珠海的“金巴”票,只有每周二可以抢一次,很难抢,夸张到原价58元的巴士票,黄牛能卖到2000元。

金巴票正好在前两天收缩了班次,从六个班次减少到两个班次,相当于每天的运载量从300人到了100人。我猜想,也许是最近国内疫情紧张了,隔离资源不够用,也在限制一些入境人数。

来源: 八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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