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月入三万的灵活就业者,想从“游民”变成“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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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游民们的生活状态,摄影:聂小闲

作者|傅一波 燕青

完全依靠互联网远程工作的人,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他们常被认为可以自由安排生活和工作,既能去世界走走,又能保证收入,这种貌似理想的生活图景,让这个群体笼上一层浪漫化的色彩。

2020年后的新冠疫情和远程办公,让更多人加入这个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数字游民数量超过了3000万人。在中国,数字游民也变成了一种年轻人追逐的生活方式。



然而,成为数字游民,事实上好走进一座围城。许多数字游民告诉凤凰深调,即便工作方式是在线上,人终究需要在现实中生活,他们许多时刻都在忍受着一种被社会边缘化的孤独感。

甚至一些人因此选择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开始在各地寻找固定社区,重建那种“归属感”。

“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

30岁的内蒙人张诚,从2017年起成为了数字游民,旅居世界各地。

他曾是一名金融保理师。工作期间,从杭州被外派至深圳,担任一个投资项目的审核,公司股东来找他,想让他在项目成本的审核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便快速推进。张诚发现项目中存在50多万元的关联交易,拒绝了。

股东冲着他的脸,甩了一个纸杯。这件事让张诚的工作价值感大打折扣,他告诉凤凰深调,他往后的工作状态日渐低靡,觉得自己活像一只“脚踩转盘的仓鼠”。

张诚经常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数字游民博主,这些博主大多和他背景相似,从事互联网、金融行业。看着他们分享旅居的日常生活,张诚想试试。他算了一笔账,依靠提供商业咨询、炒股,大约可以维持每月3万元的收入,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来完成。2017年中,他正式辞职,开始在国内寻找远离大城市的地方,边旅行边工作。

他带着一个21寸登机箱和双肩包,去往第一站,云南大理。

在大理,张诚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背着包、穿过翠湖和砖石路,到露天咖啡馆办公。花开季节,湖边的空气湿软清新,张诚觉得自己整个人“活”了起来。

在旅居生活中,他精简了自己的随身物品,只在箱子里放当季衣物,每隔不到一个月,会换一个新地点生活和工作。半年内,他去了三亚、桂林,日本、法国、英国、印尼、泰国。



但另一面,频繁更换生活场所让他产生了“生活疏离感”。在现实中,他和人的接触,仅局限于与陌生人点头问好。在法国马赛旅居时,他经常绕过一幢老式砖房建筑去公园晨跑,总会遇到一位金发碧眼的法国跑友,对方向他微笑,张诚也伸出手,两人轻轻碰下手背,然后擦肩而过,各不相干。

每到一个新城市,张诚会在社交媒体(Facebook)的当地小组发一封介绍自己的帖子:姓名、职业、什么时候来的、预备停留多久,然后询问有什么推荐游玩的地点。回复他的只有当地民宿的房东、城市里举办活动的人们,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算和这些人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好去聚会,也经常因为需要紧盯股票大盘或是着急回复客户而错过。

经常的,还来不及重新安排一次深入的聊天或者社交活动,他就又要前往下一座城市了。“我几乎没有能保持联系的人。”张诚说,“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其实蛮悲伤的。”

他的社交方式越来越多地回到线上——在社交媒体app里找人聊天,“这种感觉,像被现实世界孤立了。”

张诚的社交难题是世界各地数字游民遇到的普遍困境。伦敦大学教授Dave Cook曾在《The Freedom Trap》(自由陷阱)中指出,大多数数字游民开始独自旅行和工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孤立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凤凰深调接触的中国数字游民无一例外都谈到了这种感受。

2018年,29岁的修图师邓静裸辞成为数字游民。4年以来,大多数时间她都独来独往,朋友不超5个。与人交流,她全部依靠社交软件,偶尔在深夜想有感而发,找人聊聊,结果在微信群里说句话,并无人回复,“只能刷微博、抖音,再无聊,就刷剧。”

80后夫妻王凯雯、黄皿从2020年成为数字游民。那一年,他们关掉了在深圳的咖啡店。黄皿是潮玩设计师,王凯雯做法律咨询。两人卖掉了深圳的小公寓,尝试租住到郊区的山上带院子的房子,也试过在海边租房。2021年,夫妇俩想要尝试住在房车内的旅居生活。

他们说,无论选择在哪里居住,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让原本现实中的朋友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网友。“离职之前,我们在现实中的朋友有律师、有做投资项目的,谈论的话题多聚焦于工作项目、投资,找不到除工作之外的其他志趣相投的话题。做数字游民之后,见面的次数从每周一次,到后来仅限于朋友圈互相点赞。”王凯雯说。

人,总是要寻找社群栖居

孤立感让张诚很疲惫,他开始寻找同类人聚集的社区。

“累了,中国人还是要回到中国。”张诚说,“归属感”对他而言,就是回到母语环境中进行社交活动。2020年,他决定去北京定居。

他在北京找到一处共享办公空间,位置在东三环国贸创意园,然后在2公里外的团结湖附近租了间房。

|东三环国贸创意园内的游民据点

共享办公空间是一栋两层楼建筑,周围办公楼聚集,距离地铁站步行15分钟。700米的空间内部,有16间办公室,每间每月租金约2400~3800元。一层楼有开放式办公工位和单人办公室,中央是吧台,提供咖啡、饮料和西式早餐,二层楼是有4~5人的会议圆桌。据空间工作人员介绍,此处常驻人员九成是数字游民,周末,公共空间内会组织交流沙龙和游戏活动,有时是“狼人杀”,有时是读书分享会。



|游民据点的隔间

固定的办公空间让拥有相同工作、生活方式的人们,在固定的时间相聚,创造了一定的社交机会。相比之前到处漂泊的日子,张诚的社交生活逐渐丰富和规律起来。每天早晨,他从团结湖的住所来到共享办公空间,打开电脑工作,中午休息,会和这里的数字游民们闲聊,遇上聊得好的,就相约晚上喝一杯。

共享办公空间开放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很多游民在当天工作完成后,选择各回各家。

和张诚选择共享办公的方式不同,王凯雯夫妇在旅居途中发现了数字游民的居住社区。社区的名字叫DNA(Digital Nomad Anji,安吉数字游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县溪龙乡的村落中。

今年3月,他们原本是想去找国内房车改装高手“松木巴士”,来改造自己的第一辆旅居房车。“松木巴士”的主理人Harry刚好是DNA的第一批入驻者,于是夫妇两人就顺便体验了社区的群居生活。

DNA提供住宿,有六人间和双人间选择,六人间每人每周收费180元,双人间每人每周收费430元。考虑到入住者体验社群需要时间,DNA对申请者提出“要住满7天”这一个要求。

从1300公里外的深圳自驾去安吉的路上,王凯雯向黄皿表达了不安,“封闭生活太久了,我害怕我们无法适应群居生活。”

到达安吉是晚上8点,弯曲的村路不好走,没有路灯。最后一公里,王凯雯的车穿过一片茶田,灯光渐亮,他们看到了社区门牌。

|DNA 外景 ,摄影:梭梭

进入社区后,是一块可作为篮球场的空地,有一栋楼是居民用餐、健身、唱K、观影的地方,左侧是居住区,里面有房间、公共洗衣房、洗手间、淋浴间和会议室。王凯雯和丈夫被安排在了一个2人间,依傍着一片茶田。

|游民们在DNA的日常活动,摄影:阿德

第一天醒来的早晨,一位滑板女孩向王凯雯挥手问好,邀请她一起玩。晚上,大家聚在公共区域,聊生死、聊三体宇宙观、未来世界。“当时社区有三十多个常驻居民,都是数字游民。”王凯雯说,社区居民有微信群,会不定期自发组织活动,有技能分享,或是娱乐项目,随时有人在群里吆喝感兴趣的居民一起组队去做一件什么事,比如去茶田骑行、晨跑、飞盘,或者去观影区看恐怖片。

社区创立者许崧告诉凤凰深调,DNA里七成以上是九零后,几乎能找到市场上所有类目的设计师,包括平面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内装设计、游戏设计的。除此之外,还有文字编辑、翻译和程序员。

在DNA里,每个数字游民的生活作息都不太相同。

|DNA 外景 ,摄影:Alesi

王凯雯每天早晨7点半左右起床,看书学习,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空闲时间,她还会和丈夫骑着电瓶车去乡里转悠。她的邻居们,有人早晨6点就开始晨跑,也有人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半夜三四点钟睡不着觉,在大厅也能找到人跟你吃个宵夜,聊个天。”王凯雯说,这是社区的包容性,彼此之间的互动让居民找回了城市空间里消失的温度。“24小时都有人在活跃,突然就进入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群体当中去了,可以感觉到社交带来的亲切感和温度。”

入住一周后,他们就决定在这个社区定居。

5月,黄皿把深圳潮玩设计工作室的材料和工具全都搬到了安吉。和以往独自处理搬迁事宜不同,DNA社区创立者许崧召集社区居民一起,帮助黄皿夫妇把房间外的走廊单独辟出,加上墙和门窗,改造成工作室。

这间工作室不大,水泥地面上只有几张露营用的桌椅。三面墙分别对应潮玩作品展示架、工作台、书架,门边角落里还有一张属于王凯雯的咖啡工作台。

被“复刻”的大理

王凯雯认为,这样的社区,核心是和同类聚集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时间久了,数字游民社区居民们开始发现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渐渐融入周边村落的社交关系中。

被大家称为“KC”的陈磊是外贸商,专门把中国的发电机转卖至中东、非洲地区。来到DNA之前,他一直旅居各地,从山东、北京,到广州大理。他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在一个地方定居,于是选择了DNA。

社区旁边的梅西镇里曾有位百岁老人,能记得几十年前老镇中心街道,每一家商铺的名字,还能口述出商铺的样貌。如今,老人已去世,但KC时常听村里的修表师傅说起。回到DNA,KC把故事又说给邻居听,后来,他就想找个机会用绘图的方式还原老人口中的街道。



自由设计师、插画师沚枫曾记录了他在社区生活7个月以来,与周边村民之间发生的趣事。

晨跑时,他经常路过社区旁边的白茶街,总能碰到一位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大爷,冬天时,大爷问他:“大冬天穿短裤,冷不冷啊?”夏天经过时,大爷问他:“哎哟,跑步这么多汗,热不热啊?”

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去社区七公里外的老梅溪街看看,走着走着被一户人家的饭香吸引,隔窗张望之时,窗子里素未谋面的奶奶就邀请他:“你们吃饭了吗?进来一起吃点?”

社区居民小茗想种花,她到处收集能做花箱的木材。某日晨跑回来,看见社区隔壁的农户院子里有木板,就想进去问问主人是否能卖给她用。主人回答:“你是隔壁的吗?送你好了!你们那里我很熟,旁边水塘就是我家的。”

数字游民大多很年轻,保留着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延续到乡村后,村民也觉得很新奇。

社区居民百里总是穿着紧身瑜伽裤晨跑,一天沚枫和百里在晨跑完后径直去一家乡村面馆吃面,被瑜伽裤包裹的百里,收到了面馆里男女老少的“注目礼”。

“有人情味的社群关系,是吸引数字游民聚集的重点。”DNA创始人许崧告诉凤凰深调,这样的社区既不同于大城市,又区别于小县城,人们没有效率为先的工作氛围,也不是由出身和背景构成的熟人社会,多样性个体构成的社区,让社交更有新鲜感,“正如云南大理”。

许崧建立社区的初衷,其实是因为他想“复刻”在云南大理时的生活方式。

|工作中的许崧,摄影:Alesi

许崧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数字游民。他1969年出生在杭州,是个背包客、作家。2004年开始,就和妻子周游各地,成为“数字游民”。2010年,许崧41岁,旅居生活按下暂停键,为了找到一个生活成本更便宜的地方进行写作,他和妻子搬到了大理。

彼时,“逃离北上广”的口号渐渐升温,大理气候宜人,房价每平米5000元不到,促成了一批数字“新移民”前往,并逐渐成型社区。

在那段时间里,许崧和妻子时常走街串巷,总会看见人民路上一家咖啡店里聚集着附近的街坊邻居,这家咖啡店有个几十平米大的院子,石榴树下人们聚在一起喝咖啡、有说有笑,不时有邻居进院子加入对话,散场时街坊邻居会主动帮忙结账买单、打扫收拾,“他们好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店一样。”

许崧回忆,一天下来,店里往来了大约两百多人,都是常住大理的“新移民们”。相似的情形也在大理其他的酒吧、小店铺里存在,“这些情形构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会公共空间,可以很明显看到人和人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很快,许崧也融入到大理的社区生活中。天气好的时间,他和邻居们相聚在一起扎堆聊天、喝咖啡。邻居间的互动关系深入后,也促成了一些合作。

许崧结识了书店老板阿德,一名出版人。他们都想试试能否将大理社区作为模版,在另一个合适的地方复制。2021年3月,浙江安吉“白茶原”乡村振兴项目的开发商找到了许崧和阿德,并和他们在大理见了面。政府与开发商希望通过引入人才来带动县城经济。许崧觉得是个非常好的实验机会,三方一拍即合。

“可以试着在安吉复刻大理的社群,给游民们更多的选择。”他说,那时的大理已发展成熟,数字游民们需要更多新的社区。

在安吉,他们与当地政府、开发商三方商议之后,决定对一处废弃的竹木加工厂进行改造,成为能够容纳82个数字游民的社区,建成后由许崧负责运营,挂牌为“DNA数字游民公社”。2022年4月11日,DNA通过公众号发布第一则招募启事,邀请世界各地数字游民们来试居住。

第一封报名邮件在晚上10点左右来到了许崧的邮箱,对方是一位艺术家。许崧说,那时他的内心忐忑,一直盯着邮箱看是否有新的申请邮件。第二天,惊喜来了,邮箱内多了7封未读邮件,申请人正逐渐增加。

“上岸”或成为“候鸟”

许崧,还在四处考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适合建立数字游民公社的地方。今年9月底,他前往江西九江市庐山市考察,看看能否将当地一些“卡壳”的地产项目改造成数字游民公社。

“这个社区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了一个生活成本远低于大城市的社区,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工作,并且,有朋友。”许崧说,但他也不确定是否能有更多的DNA诞生。建立这样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初期投入很大,建成后还需要持续运营。

|DNA大厅和宿舍之间的廊道,摄影:阿德

王凯雯和黄皿准备在DNA一直居住到房车完工交付。拿到房车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大理。他们对许崧口中描绘的那种包容度很大的社区产生了浓厚兴趣,想去看看。至于更远的未来生活究竟会停留在哪里,他们也说不清楚。

“或许会像其他老游民一样,在全球选择一两个据点,之后的日子就在这些精心挑选的据点中生活,像候鸟那样。”王凯雯说。

也有人选择退出游民生活,回归到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状态。

9月底,在一个雨天,邓静坐在屋内,雨水顺着阳台缝隙滴下来,她刚收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心率不齐、肝功能也不好,长时间日夜颠倒、熬夜工作之后,她意识到自己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要钱还是要命?”她问自己。

今年7月时,她看到过DNA招募社区居民的消息,加入的念头一闪而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11月,她正在完成自己作为数字游民的最后一个订单,月底完工后,她决定投简历,找个地方踏实上班,“已经体验过自由的感觉,是时候往下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和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相似的一个更大的群体,是“灵活就业者”。至2022年3月,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达到约2亿人,在就业人口中占比26%。

对比更广义的“灵活就业者”,数字游民被认为最起码是能依靠职业技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的人,因而他们的生活形态和所面临的难题,对于灵活就业大军如何融入社会,也或许有一些参考性。

来源: 凤凰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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