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可能是全国拥有“老破小”居民楼最多的城市之一，这种始建于四十年前的六层新式公房，在内环边缘沿着中环一片片铺展开来。它们按片区拥有同样的小区名称，内部则用数字来区分彼此。
这些住宅小区多由几十年前的安置房，或是早年单位分配的福利房构成，“老破小”的外号精准概括了它们特点。虽然只有区里统筹的物业公司和少有存在感的居委，但相对上海内环的高昂房价，这类小区因地段优势，依托发展成熟的城市基础设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租房置业，像一块海绵，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缓释的空间。这里的房子，也是我这样的新上海人最佳的“上车级”选择。
在目前的小区购入房产后，初时，我只短暂惊讶于对房产证上显示的楼龄，居然与我的年龄一致。直到今年三月初，上海疫情开始大面积扩散，我们小区成为最先被封控的一批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房产证上显示的楼龄背后代表的真正含义。
超老龄化社区
3月7日，我们小区在封控第二天就查出了阳性感染者。这意味着接下来14天隔离期，除开密接和阳性病例所在楼栋被封闭，小区的其余居民还能拥有一定的自由。外卖快递都能取送，居委会另在小区里安排了菜摊、奶站，与移动互联网绝缘的老年人还可以在小区搭建的框架里继续运转。阳光大好时，我还能看到不少老街坊在楼下“轧三胡”（闲聊）。
待到封控第14天，小区迎来的不是期待的解封，而是“具体解封日期另行通知”的告知书。此时，市内疫情开始多点散发，我们街道几乎每个小区都被封控，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网络上流传着上海要封城的小道消息。
虽然消息被“光速”辟谣，但我还是感到了异常——我的外地快递全部停止向上海发件，外卖软件上营业的店铺越来越少，常光顾的超市线上派送时间变得愈发漫长。小区里，菜摊排起了长队，经常只剩下土豆、洋葱。若不是我捡漏了江浙人不喜食用的莴笋叶，也很难吃上绿叶蔬菜。
四月初，浦西开始执行“足不出户”的封闭政策，这就意味着所有居民都不能走出家门。小区业主群开始招募打过疫苗加强针的男性志愿者——毕竟从此时开始，我们这个拥有30余栋楼、2400户、近5000个居民的小区所需的一切生活物资，只能依靠志愿者从小区门口拉到每栋单元楼里去。
我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待到了集合的社区学校才发现，现任居委会因密接已被全员隔离，当前主持工作的是从闵行区家中匆匆赶来、住进社区学校的简陋宿舍、早已退休的上任居委会书记。
全面封控后，每日例行的核酸检测便成了压在居委会头上的“重担”，这也是我作为志愿者深度参与的工作之一。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小区里“老龄化”程度到底有多高。首先，志愿者招募优先选择青壮年男性，但我所在的六人志愿者小组，领头的却是一个七十来岁的奶奶，三十二岁的我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仅有的两位男性之一。
待到全员核酸时，我还大致统计过，约百分之七十的居民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其中不少是自己独居，儿女则被封控在其他小区。有的老人腿脚不便，常依靠轮椅出行，有的楼栋未安装电梯，那些居住在高层的老人，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着下楼来测核酸。此外，也不乏有年逾六十的儿女领着耄耋之年的父母这样的超老龄家庭存在。
对志愿者来说，给这些老人测核酸的最大难点，是要逐个教会他们用智能手机把核酸码调出来。每当这时我都在心里嘀咕：这些老人做个核酸扫码都已经如此困难，那换到生活购物，那些我们年轻人都抢不上菜的网络团购，他们又该如何？
小区里的公共休息区域都被拉上了封条
老人救老人
为了尽可能维持社区正常运作，每天早上至深夜，临危受命、年近七旬的老书记都要身着防护服坐在社区学校前台主持工作。因疫情管控，所有物资依赖社区团购，居委会要根据街道政策制作团购准则，并下发到各个楼道微信群里。
每个团购都必须向居委会申请备案，还要准备两到三人的运输组成员，负责卸货、消杀、分拣。团长需将供应商方面的相关证明、相关送货人员的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递回给居委会审核。
为避免非必要生活物资的团购，以及未报备团购被小区拒收等意外情况，老书记需要一遍遍向前来申请团购的居民解释街道下发的团购政策。除此之外，她还要为有外出就医需求的居民开具证明，预约志愿者派车接送。
当封控周期无限拉长，大大小小的团购群成为维系小区生活的新引擎，居民们的各类需求越来越多，日常只有六七人待命的临时居委会，工作便更捉襟见肘。
对一些更年轻化的社区来说，上海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后，志愿者就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但在我们小区，志愿者也是“奢侈品”。一方面，因为工作有感染风险，招募的志愿者要求接种过三针疫苗，且无基础疾病。这一标准放在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小区，合格者寥寥。
另外，志愿者还要协助居委搬运和派送物资，对上了年纪的志愿者来说，完成这些也并不容易。大多时候，爱心物资的派发是一种“玄学”——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我曾参与过一次午夜卸货，一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停在小区门外，需要志愿者和保安一起将货物搬运下来。爱心物资有时是米面粮油，有时是新鲜蔬菜，但无论是什么，因为小区没有适合存放大量物资的仓库，它们都需要尽快被分发至居民手里。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两千余户居民，分住30多个楼栋，而小区内派送物资的工具，除开居委提供的几架简易板车，只有三辆保洁人员常用的三轮车。运输设备有限、志愿者稀缺，我还见过隔壁组的志愿者、一位年过五旬的阿姨，一人推车派送六七大箱食用油。
一拖车的食用油相当重，三个志愿者艰难地在小区里拖行
就连看上去最简单的工作：协助测核酸，完成起来也远比想象中艰难。核酸检测前，志愿者要穿着“大白”进入楼栋，通知每户居民下楼等待。四月初，上海出现了一次火箭式升温，连续几天直逼三十摄氏度，而“大白”密不透风，哪怕是像我这样的“壮汉”，穿上后也很快浑身被汗水浸湿，高温下，体能更是急速消耗——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核酸检测，回家后，我扎扎实实睡上了十个钟头。
救命药
因为小区老年人多，有各类身体隐患的也是不少，派发药物成了志愿者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个任务同样艰巨——三月初，小区刚封控时，上海市内的运输系统还在工作，药物能通过社区卫生院以及快递流转到住户手中。待到四月，上海实行全域静态管控后，市内与市外物流都出现阻断，市内医院很多药物出现大面积缺货。我在社区卫生院清点采购药物时，听闻几个工作人员闲聊，附近的大医院里药物奇缺，一间大型二甲医院，现在仅能找到一支胰岛素，精神类药物更是全面断货。
在我们这样的超老龄化小区里，药物是仅次于，甚至是优先于食物的存在。志愿者们前往每个单元送药，都需用上超市最大尺寸的塑料袋，即便如此，也总是不能配齐居民们所需要的药物。
“我自己的高血压药都匀给我老婆吃了，再不开到药，我们俩都没有药吃了。”某次取药时，一位看上去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朝我直叹气。高血压患者停药的风险不言而喻，但我们能做的，也只是一次又一次表示：很抱歉，我们会去和街道反应。
派发药物的工作非常琐碎，除开统计信息、购买和分拣药物，我们还要承担替医院收取药款的任务。遇上医保全额覆盖药费的情况最省心，但是遇上没有医保，或者医保部分支付的药品，我们还需要代收费用。
“如何找零”是我们面临的另一难题，大部分老年人没有手机支付，有些药物费用精确到角到分，每当这时，志愿者只能窘迫地待在楼道，或者自己主动抹平这些差额。当然，也有意外，某次，我和同伴正一脸尴尬地向一位上海老阿姨解释还需再支付四分钱，对方一脸从容地从兜里掏出了整齐的四个分币。
幸运
身处因疫情而暂时停摆的上海，每个人的境遇不尽相同。那些此起彼伏响动着的微信群里，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多。几个同样住在“老破小”片区里的朋友，面对的却是：居委会瘫痪，楼栋群聚感染，食物缺乏，志愿者间内讧不断……隔壁片区就连爱心物资都出现了质量问题。
我比较来看，自己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部分人，物资尚余，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和志愿者组成的临时机构，还能基本维持近五千人的生活运转。哪怕我这个新上海人常听不明白本地人嘴里的上海话，造成沟通问题，但在做志愿者工作时，我也没有被人刻意为难过。
小区里的社区学校成了临时指挥中心
很多本地老阿姨、老叔叔看到高温下穿着“大白”的我们，都会说上几句谢谢，并不停地感叹：你们老辛苦了，真的不容易。这些土生土长，或者长久生活在上海的老年人大多时候温和有礼，面对我时最激烈的情绪，是在知道我的外地人身份后义愤填膺地提问：“为什么网上总说我们上海人对外地人坏了？哪有不给外地人分物资了！”
在疫情封控期间，我确实没受过差别对待，邻居阿姨还常给我送来物资。我不知道不怎么上网的老人们从哪得知的舆论，只能安慰道：“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网上这些消息多少有些哗众取宠”。
四月中旬，街道派发的物资开始变得频繁，紧缺的粮油纸巾和调味料的供应也慢慢跟了上来，我这样的志愿者偶尔还能领到“旺旺雪饼”这样的小福利。小区封控已经近四十天，依旧有零星的阳性案例，伴随小区每一位居民清晨醒来的，是每日例行的核酸抗原检测。
志愿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派发物资
我们逐渐习惯了社区团购的生活模式，彼此不知姓名，却用门牌号来互相称呼。这几天，紧随风潮的开发者为上海的“团员”“团长”们制定了带有楼号门牌号的头像生成小程序，我和邻居接二连三换上这样的头像，像是在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中共同等待着解封日的来到。
微信上，很快有朋友给我发来截图，是一个换了新头像的上海人在朋友圈自嘲——“当你参与团菜的时候，房号比姓名好用多了。”配图是一张周润发在《监狱风云》里佩戴着编号的电影剧照。
红码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截稿日，我期待的解封依旧没有来到，虽然新闻APP里推送了部分上海企业将逐批复工的消息，朋友圈也有“防范区”的朋友走出家门的新鲜状态，但这一切与我无关——这天早晨，我收到了徐汇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核酸混检异常”，要居家等待专人上门核酸复检。
我挂掉电话，打开随申码，保持许久的绿码，已经变成了红色。
来源: ELLEMEN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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