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即将禁止AV,“噩耗”传来,反对者却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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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李宗盛和周华健、品冠合唱了《最近比较烦》,在自己的部分,李宗盛唱出了很多那一代男人共同的幻想: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恐怕没有人能否认,日本色情作品以及饭岛爱这样的AV女优,其影响力早已经超越日本本土,并在全世界收获了大量观众和粉丝,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所以不难想象,当“日本即将禁止AV”的“噩耗”在网上流传时,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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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的源头,是5月25日,日本立宪民主党表示,在考虑单独制定一项法律,禁止涉及性行为的成人影片。

立宪民主党的众议员堤要女士还在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

电视和电影中的谋杀场景实际上并没有杀人,但是允许拍摄性行为和买卖的色情产品是对个人尊严的损害,也允许性剥削。而我们立宪民主党将考虑并推动进一步的措施。

这个提议太过爆炸,以至于“AV禁令”立即成为了当天日本网络的热门词汇,引起了大量日本网民的强烈反对。

但是只过了一天,立宪民主党就发表了一则声明,大概意思是,我们完全没有要禁止AV的这个打算,你们不要乱讲啊。

只不过,对于很多跟李宗盛一样深受影响的观众来说,还不到松一口气的时候。

关于“禁止AV”的讨论,只是当天另一个重要话题的小插曲而已,5月25日这些人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了通过《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济法案》。

在5月25日获得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一致通过后,《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济法案》(下称《救济法案》)从众议院全体会议、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到参议院全体会议,一路绿灯,在6月22日正式颁布,并从6月23日生效实施。

《救济法案》规定:

摄影期间,演员可以拒绝违反自己意愿的性行为,法案规定从签约到拍摄所需时间为1个月,从拍摄结束到发布所需时间为4个月。

在影片发布起1年内,无论性别年龄,演员可以无条件解约,(新法施行给予2年为限解约过渡期,2年后恢复成1年),让业者停止贩售或发行影片。

如果业者为了防止契约被取消而恐吓演员,将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款(法人为1亿日元以下)。

日本之所以火烧火燎通过《救济法案》,是因为4月1日,其《民法》修正案刚刚生效。

根据新《民法》的规定,日本的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到了18岁,是明治9年(1876年)之后的首次下调。

要是在其他国家,成人年龄下调也就下调了,时代在变化,法律规定毕竟也要与时俱进。问题是日本跟其他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AV产业特别发达。

以前要等到20岁才能做的事情,现在18岁就可以了,比如办理信用卡、贷款买房、提起诉讼以及不经过父母同意结婚等。

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以前如果不满20岁,父母可以在事后撤销孩子签订的合约,但现在,18岁以上的人签订合约原则上自行承担责任。

在日本,18岁通常还是上高中的年龄,也就是说,18岁的高中生可以不经过父母同意,自己跟厂商签订合同,合法地拍摄AV……

议员盐村文夏表示:“4月1日就会开始有受害者,女高中生AV将会成为流行现象,不能容忍日本发生这么丢人的事。”

前AV女优胡桃香气也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你指望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能够通过冷静判断来予以拒绝,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年,她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在唱片业出道,结果后来却被告知“必须裸体”,最终在十几个人的胁迫下,签订了AV合同,“当一个18岁或19岁的人被星探发掘,并以为能实现梦想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伤口”。

所以《救济法案》的颁布,主要是为了修补成人年龄下调产生的漏洞。

但你以为《救济法案》会大受欢迎吗?恰恰相反,它遭到了大量反对和抗议。

首先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行业内的女优,因为她们的片约开始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收入水平。

女优们反对还好理解,但日本的女性团体也强烈反对《救济法案》。

日本1957年颁布了《卖春防止法》,规定任何性交易都是违法的,AV不属于色情业,而是影视业,原则上演员是靠自己的演技而不是卖身赚钱的。很多流通的影片都是“出口转内销”,公司的注册地根本不在日本,而是美国等海外国家。

但是在《救济法案》里,将AV定义为“性行为影像制品”,称AV是“拍摄从事性行为者姿态的影像”,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一些女性团体的看法,政府这是在鼓励性交易合法化啊,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禁止AV拍摄!

实际上,别以为日本政府不想禁止AV ,他们只是做不到而已。

1960年代,日本开始有电影制作公司拍摄情色电影,这些影片被称为“粉色电影”,影片中的香艳场景通常采用借位等方式拍摄。

随着录像机和情人旅馆的迅速普及,这些粉色电影也越来越受欢迎。有资料显示,1974年日本新建的酒店和旅馆为4600家,其中汽车旅馆和情人旅馆超过4000家。新开张的情人旅馆为了吸引客人,通常都会提供粉色电影。

当然,对这些“有伤风化”的电影,日本政府并不是坐视不理。

1972年1月,池田警署接到群众举报,称“在辖区内的情人旅馆里发现下流录像”。很快,日本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专门负责录像内容审查的“成人VIDEO伦理自主规制恳谈会”,即后来的“日本VIDEO伦理协会”。

而真正意义上的AV出现,其实是件相当“晚近”的事,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

1981年推出的《星与虹之诗》成为了业界公认的首部作品,而1982年《洗衣店的阿健》卖出了13万盒,彻底掀起了拍摄AV的热潮。

1985年2月,日本警方下发行政意见:“凡未经伦理协会审查的录像,均可能被认为是淫秽录像而受到追究。”而经过审查的,自然就合法了。

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村彻等导演开始不断挑战伦理协会,掀起了一股“本番潮流”。所谓本番,就是不再使用道具或者借位等手段拍摄成人影片。

也几乎在同期,日本进入了醉生梦死的“泡沫时代”。

在泡沫经济时代,广大的市场需求大大刺激了AV产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影像出租店遍地开花,很多店里专门设立了成人电影专区。



而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不仅AV行业没有消失,反而催生了另一个更加难以管控的行业——援助交际。

90年代,日本政府部门调查显示,东京高中女生中做过援交的比例为4.4%,初中女生为3.8%;另一份数据来自“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初高中女学生的援交比例为5%。

2015年,联合国特使莫德•德•布尔-布基契奥访问日本时表示,有超过13%的日本女孩曾做过援交。只不过这个数字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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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难道日本的女性对风俗业有什么特殊癖好吗?

当然不是,是因为她们根本没得选。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日本女性总是无法摆脱被使用、被物化的命运。

1872年10月2日,日本政府突然颁布了“娼妓解放令”,规定全国与妓院有长期、短期契约的妓女将获得解放,与妓院之间的卖身契约失效,,各种债务一笔勾销。

几天后,司法省又颁布第22号令:“ 妓女、艺妓丧失了人身自由, 尤如牛马牲口一般。人断无为牛马之理。娟妓之所以失去人生自由,主要是因为债务。因此, 妓女从钱庄、银号的借贷也应勾销。”

这个解放令也被戏称为“牛马解放令”。

看起来日本政府似乎铁了心取缔娼妓,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而已。

这就是在这个时期,大量日本女性出海谋生。在异国他乡,这些女性想要活下去几乎只有一个选择——卖身。

在急需资本原始积累的明治时期,这批“南洋姐”通过牺牲自我青春与身体,从海外换取了大量资金,“南洋姐”带来的外汇甚至成为日本第五大外汇来源。

入江寅次在《海外邦人发展史》中统计:1900 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 63 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

根据统计,日俄战争结束后,辽东半岛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1403 名,占到当时该地区日本人总数的54.3%。

日本占领当局加强管理,要求妓院申办营业许可,并实行军人特惠价格,防止妓院损害军人利益。1905 年,日本军在安东地区开设专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楼“醉雷亭”,提供低价格的性服务。

既能赚外汇,又能维护军队士气,“南洋姐”对日本政府来说,性价比简直太高了。

一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国际妇女保护组织抗议,日本政府1919年又宣布要“废娼”,并开始着手接回海外的“南洋姐”。但她们并未能获得政府的任何补贴或援助,还受到乡邻们的唾弃与鄙夷,不少年迈妓女只能含恨自杀,大多数人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你以为这就完了?

在“南洋姐”消失20多年后,又一批女性被日本选中,为了“国家利益”被牺牲掉。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一个传言在日本国内如野火般蔓延:“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很多城市里的家庭都将家里的女人送到乡下避难。

面对即将到来的几十万盟军,日本政府想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计划。



1945年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发送了一份秘密的无线电报给全国的警察管区,指示他们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而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进行筹备。截至8月27日,东京共有1360名妇女被征募,她们被称为RAA,即“特殊慰安设施协会”。

只不过美军建议日本政府不要直接插手此事,于是日本政府改为鼓励相关从业者,让他们拿着官方扶持通告,募集私人投资。

至于日本政府怎么看待这笔投资,用后来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的话来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良家妇女,打出的广告词则是:“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

当这些女性满怀希望地应聘时,绝对想不到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8月2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四团,在日本横滨登陆。与此同时,天皇皇宫前正在举行RAA的落成仪式,并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在仪式上,协会甚至还宣读了文辞华丽的誓词:

……我等断非向进驻军献媚。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我等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为社会之安宁做出贡献。我等敢大声直言,是为护持国体挺身而出……

无论如何包装,这都是对女性的无耻欺骗与残酷摧残。

据推算,RAA女性每人每天招待美军数量在15到60人之间。一位先前做打字员的19岁的姑娘,在工作的第一天就自杀了。

有些女性精神崩溃,有些人选择逃亡。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耻行径,《拥抱战败》的作者约翰·W·道尔是这么评价的:征募少数女性作为保卫日本良家妇女贞操的缓冲器,是对付西方野蛮人的一贯策略。

“一贯策略”四个字,对日本女性来说,充满了无数难以言说的血与泪。

可笑的是,这些日本政府花大力气组建的慰安场所,在1946年初就被美军下令全部关闭了,表面上的理由是它们侵害了妇女的人权.

问题是侵犯人权与否,需要花几个月时间才能想明白吗?

真正的原因是,RAA导致美军内部性病大规模流行。

随后,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伤痛,被赶到了大街上,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赔偿。

这些被称作“潘潘”的慰安女,跟几十年的“南洋女”一样,再次成为了日本政府用后即弃的一次性耗材。

1957年,日本颁布了《卖春防止法》,又一次禁止了性交易。



尽管明面上的性交易被禁止,但日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商业性产业,产业规模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

很多“潘潘”转而进入了收费较高的“土耳其浴场”,这些隐蔽的私人浴场,成为了新的性交易场所。仅1959年,因违反《卖春防止法》规定,而被从“土耳其浴室”中逮捕的“潘潘”便高达 2 万人。

NHK电台曾经为“潘潘”做过一期节目,节目的最后出现了一首名为《流星》的咏叹:

流星之下占我身,今日宿何处也,此心纷乱。胸中可还有心在?我实不知,欲泣也无泪。这女子,无人知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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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洋姐”、“潘潘”、粉色电影、AV一直到援交,日本政府五次三番“废娼”之后,日本女性却从来未曾摆脱色情与风俗业的纠缠。

现在日本政府又出台了《救济法案》,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吗?

恐怕仍是不能。因为她们太缺钱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战后很多成为“潘潘‘的日本女性,都是因为在失去父亲、兄长以及丈夫的情况下,不得不独自面对日本战败后的艰难生活,最终迫不得已选择卖身,而战后的贫困也让一些父母尚在的女孩迫于生计加入”潘潘”。

60多年后,很多日本女性还要面临相似的命运。

根据日本《周刊实话》的报道,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东北灾区出现了众多身穿高档西装、手持摄影机的可疑人员。这些人到处寻找容貌出众的女性灾民搭讪,询问对方“想不想当模特儿”,然后开出高额酬劳。

爆料人本身是一家AV公司的经纪人,他所在公司的社长曾收到星探发来的灾区美女照片,当爆料人向社长提出质疑时,社长回答说:“我才不介意别人怎么说,这种时候还谈什么罪恶感,赶快让这些美女出道才是正道。”

就算没有大地震这样戏剧性的背景,日本女性面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

首先,众多年轻女性甚至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选择援交,是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助学贷款利息。

2004年以前,提供就学资金借贷服务的是日本育英会。但是,日本政府于04年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改组成了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新机构以财政投融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将助学金制度作为金融事业发展,年利率上限为3%,助学金实际上成为以利息为收益的金融产业。





而日本大学生,有一半都是靠这些“奖学金”上的大学。

虽然日本政府在2017年设立了非偿还性助学金,但是预算只有70亿日元,平摊到每个大学生头上,一个人只能拿到2400日元。

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却已经从1996年的1.2万日元,涨到了2019年的53.58万。

很多女大学生在申请助学贷款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个负担,等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欠下了600万日元的贷款,需要还到40多岁才行。

而这个年龄段的女大学生,却正好是从事风俗行业的“黄金时期”,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稀里糊涂走上了援交和AV女优的道路,甚至有人半年内拍了近40部影片:

我只知道,自己一直因为背负借款而非常不安,所以就成了成人影片女优。因为做了成人影片女优,我用挣到的钱还了300万日元的借款。这是唯一的救赎。现在还有300万左右需要还。原本要到47岁才能还完的借款,可以提前到32岁还完了。不管怎么说,600万日元是太大一笔钱了。

雪上加霜的是,就算在大学时经受住了诱惑,日本女性在找工作时会发现,她们很多时候只能找到非正式雇佣的工作。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女性的非正式雇用率是55.5%。

这些非正式雇用的人,在《新·日本的阶级社会》中,被归类到社会阶层的最下层——“社会底层人群”之中。

众所周知,日本人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这种思想在近些年逐渐演变成另一种说法——“自己責任”,即“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是你自己的责任”。

于是原本应该是社会问题的大规模贫困,成了女性自己不努力的后果。

当真的有女性向社会救助机构求助时,这些机构往往会采用一种被称作“水際作戦”的策略来逃避责任。

这个词本来是指在岸边设立各种障碍和工事阻止、击退敌人,或者在公共卫生领域防止病原体和害虫的进入。但是在社会福利领域,“水際作戦”的含义很简单,那就是故意找茬。

当有人提交申请时,这些机构会提出各种让人难堪的私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不努力工作?”“不能总是依靠父母,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吧?”

这些折磨人的程序有时候甚至会持续6个小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终于鼓足勇气申请救济的人知难而退,重新自己面对贫困。

讽刺的是,很多风俗场所反而为女性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配套服务,包括夜间托儿所等。

就像电视节目中说的:“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她们。”

如果不改变整个日本的社会氛围,以及从大学贷款到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单单凭借一部《救济法案》,根本不可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

这些热火朝天的讨论,更像是每一个人都在装作关心女性命运而已。

尾声

在李宗盛唱出那句歌词10年之后的平安夜,36岁的饭岛爱被发现陈尸家中,被发现时她已经死亡超过一个星期,尸体高度腐烂。

虽然警方调查后认为她死于肺炎,但很多人依然相信她是自杀。

8年前,她出版了一本半自传体的小说,里面讲述了自己短短二十多年经历的种种苦难:家庭暴力、离家出走、援交、被强暴、堕胎、被强迫在夜总会卖春……这本销量超过百万本的自传有一个充满矛盾的名字——《柏拉图式性爱》。

而她之所以给自己取名“爱”,是想要“成为大家都喜爱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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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傅伟桅:《美国占领时期日本“潘潘”研究》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藤木TDC:《日本AV影像史》

来源: 乌鸦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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