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小子——谢家华、Zappos和硅谷的幸福神话》(Wonder Boy: Tony Hsieh, Zappos and the Myth of Happiness in Silicon Valley)，作者：安吉尔·欧阳、戴维·金斯

《神奇小子》才进行没几章，谢家华就已经以2.65亿美元的价格将他的第一家公司卖给了微软。24岁的他已经非常富有，是科技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悲伤——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拥有的还不够。

于是他坐下来写下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和朋友聊天聊了一整晚，直到太阳升起，这让我很开心，”他写道，“中学时和一群最亲密的朋友一起玩‘不给糖就捣蛋’，这让我很开心。”

如果说谢家华的故事中，这一刻如此可怕，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此珍视友谊的人的故事最终如何结束。

他的死亡场景令人心悸。46岁的他带着一群私人助理和随行人员一起旅行，把自己锁在一个朋友的储藏室里，让一名员工给他拿来一氧化二氮、大麻、打火机、披萨和蜡烛。助手照他说的做了，谢家华喝醉了，放了一把火。他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下是一张肮脏的毯子，他吸入了足以致命的烟雾。

谢家华是一位公众人物，因他执掌在线鞋履零售商Zappos的表现受到称赞，他的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媒体上得到逐步的揭示，而记者安吉尔·欧阳（音）和戴维·金斯的《神奇小子》做出了从头到尾的讲述。这是一本扣人心弦、令人不安的书。人们想知道谢家华的人生在哪一刻发生转折。是当他变得非常富有，再也不需要工作的时候？是当他接触到氯胺酮的时候？是当他最后仅剩的朋友也被雇员取代的时候？

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嗜瘾的故事。作为台湾移民的孩子，他早年生活在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巨大压力之下。直到进入哈佛大学，他才有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圈，享受一种温暖的归属感，这种感觉是他一生都在努力重建的。在他20多岁的时候，派对成了他工作中的一部分。旧金山的锐舞场景让他接触到了MDMA等夜店毒品；在火人节上则接触到了致命的氯胺酮。

欧阳和金斯曾为《福布斯》杂志报道谢家华之死，他们想要讲述另一个故事——关于科技繁荣的阴暗面。这并非无事生非。在20世纪90年代，投资者喜欢他们的创始人勇于冒险，有点极端。在那些日子里，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创始人就是品牌，在小组讨论中对着一群过着谨小慎微生活的MBA和富豪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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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华当然符合这个标准。他抛出火花般的宏伟想法，把它们草草写在便利贴上，下属们只能手忙脚乱地跟上。他投入对幸福的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已经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扎下根的理念——并且寻找方法来设计它。30多岁时，他宣布了一个3.5亿美元的项目，要把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角落改造成一个科技乌托邦，并说服朋友们和他一起搬到一个类似城市公社的地方，那是一片停着许多Airstream拖车的空地，夜晚以篝火和大家的即兴合奏结束。

但谢家华的社会工程有一个缺陷：他试图通过大笔的金钱分配来创造社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边的朋友们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不能对他说不。他曾经只在音乐节之类的场合吸毒，现在却成了常事。作者说，到2020年，谢家华每天吸食3到5克氯胺酮。他体重下降，几乎不睡觉。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谢家华的行为越来越偏执和怪异。他要求把水龙头打开，好让他能听到水声；他在墙上写字；他点起几十支蜡烛。他雇用法庭书记员站在一边，记录室友们的谈话。

朋友和家人试图干预，但被他的助手百般阻挠。那年8月，他的朋友、创作歌手朱厄尔去拜访他之后，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告他“当你环顾四周，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你的发薪名单上时，你就有麻烦了”，但这为时已晚。他在圣诞节前与世长辞。

为什么没有人强迫谢家华接受治疗？欧阳和金斯下了很大工夫，采访了他核心圈子里的许多人，试图找到答案。他们的文字笨拙到令人沮丧，好像是仓促写成的。但那些素材很有说服力，灾难仿佛以慢镜头播放，紧张气氛逐渐积聚。最后几章记录了一系列毫无效果的干预措施，颇为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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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谢家华人生最后几个月的描述几乎完全来自匿名信源，可能是那些在他身边看着他堕落的朋友们。谢家华的家人没有同这个项目合作，这令人不禁猜想他们的观点会如何改变这个故事。记者往往会偏向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消息来源，这本书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最后，作者拒绝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我们对眼看着托尼（谢家华的英文名。——译注）每况愈下的人进行了数百个小时的采访，结果发现，这其中没有英雄或反派，”他们写道。“一些善意的参与者屈服于贪婪的诱惑，而所谓坏的参与者们有着复杂的历史，这为他们的角色提供了参考背景。”

他们默认了这样一个值得到TED上去做个演讲的结论——谢家华注定要失败，因为幸福本质上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他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他们写道。“他一直在建造和获取，直到最后，他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但这仍然不够。”

鉴于他们在前文中列出的证据，这个结局并不令人满意。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处于危机中的人们往往被任由堕落，尽管很少以如此显眼而炽烈的方式。之所以将这些悲剧揭开，是为了能做出改变，修补漏洞。我们的文化纵容精英去滥用药物。我们的法律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很难对他们进行治疗。富有的名人走向崩溃时，需要的不是阿谀奉承的人。这是一个丑陋的故事。有很多东西需要为此负责。

来源: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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