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昆明国资委声明《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不实：纪要不实，但债务违约不假；
2、南宁拍卖25.5年停车收费权贷款72亿，投融资平台旗下的慧泊停车远非停车收费那么简单；
3、贵州省自爆“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就是地方债务风险积聚到临界点的信号弹；
4、城投债到底有多少?，为什么城投债成为继地产之后的高危债务？
5、70万亿高危地方投融资平台有息负债，可有化解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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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周先后爆出广西南宁慧泊停车抵押25.5年停车收费权贷款72亿，云南昆明城投票据承兑逾期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爆出假的《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再结合一个月前贵州省自爆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化债，遵义最大城投—-遵义道桥建设集团156亿银行贷款展期20年两件事，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快速集聚，岌岌可危！高危地方债可有化解之机？
一、昆明国资委声明《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不实：纪要不实，但城投债内情不假
5月22日开始，外网和部分群里热传一份《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一份会议纪要，很多人解读是地方城投的风险罩不住了。次日有读者转发推特截图我，问我如何解读。当时我说，债务风险肯定是真的，会议纪要肯定是假的。因为一份政府或者国企会议纪要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参会人、议题，一个都没有，看上去就是一份问与答的记录。
5月23日，疑似杜撰这份会议纪要的始作俑者贴出了声明。解释这份会议纪要为他参加相关电话会议时猜测发表的，未经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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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海通证券声明称，5月22日参加海通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团队举办的线上交流会的某外部人员所发的路演要点和纪要所表达的言论为不实信息，不代表海通证券的观点和立场。
之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也发布紧急声明称，该行普通员工马某某在工作时间之外以个人名义参加海通证券组织的外部会议，并发表不实言论，系员工个人行为。
5月25日，昆明国资委也发出声明，说网传的“昆明银行口专家路演要点”和《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为不实消息。
这份假的会议纪要之所以被当成真的热传，也是因为杜撰者是行业中人，在其参加的会议上了解了政府债、城投债的内情，只是未经核实与授权私自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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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其中涉及到城投债兑付困难，东拼西凑才踩着红线完成了上一轮债务偿付；后半年偿付压力巨大，还有200亿债务，上面有可能不救了。不仅全国各地大多如此，昆明城投票据承兑逾期，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是属实的；
比如他说通过卖地和银行借贷都不能解决债务问题，公务员都有两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几个投融资平台也有3-4个月没发工资了。这一点也是公开的秘密。
比如他说昆明的投融资平台多，有产投、城投、滇投、交投、轨交、土投，还说云南没那么多项目，所以发债路演什么的都没什么项目可以介绍，说发债成本高，这也应该是属实的。
再比如他说，昆明的投融资平台欠供应商的账未还，银行贷款在延期、展期，专项债都用于还债了，这些情况其实在全国各地的政府投融资平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其实这个纪要翻来覆去的一个中心意思就是，城投公司没钱了还债了，继续发债贷款又缺少项目，政府又没钱兜底，这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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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宁拍卖25.5年停车收费权贷款72亿，投融资平台旗下的慧泊停车远非停车收费那么简单
5月18日，《红星新闻》等媒体报道了广西南宁市路边所有停车位几乎都归“慧泊停车”运营，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反映慧泊停车收费昂贵一事，迅速成为网络热点。
南宁“慧泊停车”引发高度关注，不仅是收费高得离谱，还有几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点：
一是连自行车、电动车停车都需要收费；
二是政府为了应收尽收，居然由慧泊公司与所在区法院签订“合作备忘录”，让法院成为该公司的保护伞和催债员。
三是一个实际到位注册资金200万的企业，把25.5年的公共资源经营权抵押给了中国工商银行，居然拿到了72亿元的贷款；
四是慧泊公司收取了高额停车费，但2022年居然还亏损了1200万元，钱都到哪去了？
实际上，南宁停车收费事件，远不止我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南宁慧泊公司是全资国企，隶属南宁一家典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南宁轨交集团。
该公司2022年公告的年报显示，拥有总资产1158亿，总负债734亿，资产负债率63.38%。该公司这几年负债率居高不下，几度触碰65%界限，在2022年度，注入了慧泊公司的停车收费权资产，才将负债率控制在可以继续发在的65%之内。如果减去这25亿元的停车泊位经营权资产，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就会增加到64.78%，离65%就只有0.22%的危险距离。
通过慧泊停车泊位经营权，不仅给南宁这个投融资平台注入了资产，获得了高负债率的喘息，可以继续发债，还可以将停车泊位经营权抵押给银行获得72亿元贷款。这就是我们给投融资平台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越来越来的操作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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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州省自爆“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就是地方债务风险积聚到临界点的信号弹
4月12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刊发《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一文，披露截止到2022年底，该省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的政府显性债务达到12470亿元。所谓显性债务，就是列入央行统计口径的政府债券。该中心坦言，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当地各级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贵州的财力，化解债务的工作推进异常困难，仅仅依靠自己，无法化解债务。
4月17日，我在《来自贵州无法化债的信号弹，能够戳破地方债气球吗？》一文中指出，其实，12470亿元的显性债务，并非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部。因为贵州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量、普遍、失控地利用各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LGFV），发行了城投债，获取了银行贷款，以及委托贷款、信托借款等非标债务，还有难以统计的应付款，这一部分被称之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按照国证大数据根据Wind数据推算的2021年贵州省投融资平台的债务结构推算， 2022年12月底，贵州省投融资平台不含应付款的有息债务余额估算约为1828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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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投债到底有多少?，为什么城投债成为继地产之后的高危债务？
2022年，昆明财政预算收入505亿元，同比下降26.7%，政府基金收入146亿元，同比下降67.6%，财政预算支出863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231亿元，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3742亿元，显性与隐性债务合计5973亿元。债务收入比高达917%
2022年底南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328亿元，国证大数据推算南宁的投融资平台有息债务约1500亿元左右。整体地方债约2800亿元。但2022年南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393亿元，政府基金收入，在2020年达到639亿元高峰后，2021年降至548亿元，2022年腰斩降至234亿元。政府预算支出达到839亿元。加上基金收入，南宁政府的债务收入比也高达447%。
截止2022年12月，贵州省各级政府累计负债余额大约为30748亿元。其中显性债务12470亿元，隐性债务18278亿元。2022年贵州财政预算收入1886亿元，基金收入2041亿元，财政预算支出5849亿元。债务收入比高达782%。
2022年，全国的地方财政预算收入10.88万亿元，基金收入7.38万亿元，预算支出22.5万亿元。
2022年9月19日，我在《超过65万亿的城投债务困局，怎么解？》一文中披露，根据国证大数据的估算，截止2022年6月底，全国各地投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余额，超过65万亿元。
天风固收根据2022年底 4241家存量发债的城投平台，剔除合并报表的发债子公司后，可统计出2022年城投平台的有息债务接近70万亿元。
根据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截止2022年12月底，全国政府债券余额为60.2万亿元，其中国债约25.6万亿，地方债34.6万亿。这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显性债务。
综合计算，2022年中国全口径的政府债应该为130万亿，宏观杠杆率107.4%。其中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04.6万亿元，债务收入比为573%。年债务利息支付约需5.75万亿元，占地方财政预算与基金收入的31%。
各地城投债的起源与推高，与地产息息相关。土投、旅投、城投、交投等，不仅是地产上游的土地开发者，还直接参与地产业务。加之地方投融资平台最早的抵押物，以及目前的主要抵押物，依然还是土地和房产。所以地产债高危之后传染的下一个，肯定是地方投融资平台。
2022年以来，在土地市场遇冷、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承压大环境下，城投面临着债券融资趋严、理财赎回扰动等挑战。事实上，率先爆出投融资平台债务高危信号的南宁、昆明、贵州，都是因为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政府基金收入这两年大幅下降，收入债务率急速飙升。
与此同时，投融资平台前期的快速扩张导致总体债务累积较高，还本付息的高峰期与土地房产下行周期叠加，刺破了部分岌岌可危的投融资平台债务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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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票据交易所票据信息披露平台公布的信息，截至2023年4月底，昆明土投票据承兑逾期余额100万元，累计逾期发生额950万元。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截至2023年4月26日，昆明城投被纳入被执行人案件共3件。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董事长被列入限制消费人员名单。
据财信证券统计，今年1-4月，全国城投非标违约事件达73件，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
数据显示，2023年城投债到期规模为历史峰值，到期规模合计为5.7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2%。
五、70万亿高危地方投融资平台有息负债，可有化解之机？
从2018年起，不断有融资平台因资金紧张、债务逾期、债务展期而“出圈”。因此，国家在2018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风险的意见》，要求地方政府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不新增新的隐性债务。
到了2022年，中央决策层密集释放化债信号。2023年1月9日，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刘昆还称，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推动形成政府和企业界限清晰。
但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事务，责权利的边界从来就没有清晰地划分，更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来固化。而自上而下的这种大一统制度，中央统一配置省级领导班子的管理模式，权力上，上一级为下一级的家长，责任上，你又如何摘得开呢？
因此，遵义才会协调银行与遵义最大城投—-道桥公司达成156亿银行贷款展期20年的协议；贵州省才会发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一文公开向中央大家长叫苦求援。
因此，地方政府高危的投融资平台有息债务，初期肯定会有地方违约，但大面积违约危及金融安全之后，大家长肯定会出手收拾烂摊子。但不管如何收拾，中央财政承接或是央行化债，最终的债务承担者，还是14亿中国人。
来源: 火星宏观
(即时多来源) 中英中国要闻 Chinese/English Chin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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