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日本对中国进行了血腥的侵略，一些难民从中国来到新西兰。周六晚上，14名当时随自己的母亲来到新西兰与父亲团聚的难民，在奥克兰进行了聚会，以纪念新西兰政府做出接纳难民决定的8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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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新西兰同意向250多名妇女及其子女发放为期两年的临时许可证，让他们可以与在新西兰工作的丈夫团聚。
为了让妻子和孩子来到新西兰，这些男性据称需要支付200镑的保证金。后来，在获得永久居住权后，一些家庭收到了政府退还的这笔钱。
在1939年到1941年间，这批难民分批次从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经过不同线路抵达新西兰，然后在新西兰不同地方定居。
二战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持续数年的内战，这些难民也通过续签一直居留在新西兰，最终，新西兰政府于1947年向他们授予了永久居留权。
这批中国难民的到来可谓一个分水岭，被视为华人真正开始在新西兰建立本地社区的起点。
在这之前，大多数前来新西兰的华人移民都是男性劳工，他们的家人往往留在国内，他们也都是打算等赚到钱就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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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来到新西兰，当时6岁的黄耀兴，随母亲从广东的村庄一直走到香港。 Photo: RNZ / Yiting Lin
今年92岁的黄耀兴（Yew Hing Wong）仍然记得6岁时随母亲前往新西兰的艰辛旅程。
“从我们村庄到香港，我们必须步行，”黄耀兴回忆道。 “我们一直走，不是走直线，而是需要穿过稻田之类的地方。我想我们可能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途中，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对村民进行射击和轰炸。这非常可怕，因为飞机只是在树顶的高度飞行并射击。”
一家人乘坐货船从香港前往悉尼，最后来到惠灵顿。
在惠灵顿与父亲团聚后，他们乘过夜渡轮前往基督城，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水果店。
黄耀兴只记得这段路程花了很长时间，但忘记了具体花了多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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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孩子，我没什么问题，但我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晕船，”他说。 “据我母亲所说，我只是在船上玩耍。”
1950年代，黄耀兴（后排中间）与父母、哥哥、弟弟和妹妹。 Photo: Supplied
黄耀兴说，他在基督城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最初，他在学校经历了一些敌意，但最终结识了一些好朋友。
“对于陌生人来说，那个时候他们仍然不太喜欢华人，”他回忆道。 “人们用各种歧视华人的语言骂你，你知道，这很糟糕……但一旦他们了解了我们，他们就对我们很好。”
黄很高兴能在今年的晚宴上见到与他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们。
“我们这批人还在世的已经不多了，”他说。
张刘翠琼觉得能够离开战乱的中国来到新西兰，是一件幸运的事。 Photo: RNZ / Yiting Lin
87岁的张刘翠琼（Judy Cheung）在她两岁时和母亲一起来到新西兰。
“我们从我们村庄步行到香港，我想我们走了大概四天，” 张刘翠琼说。
“我们在香港大概待了一个月，然后我们乘船去了悉尼。 ……我们在悉尼呆了一个星期，然后来到了新西兰，我们是在大约85年前抵达惠灵顿的。”
然后，全家前往Gisborne，她的父亲在那里开水果店。
她还记得在日本侵华期间，她们每天晚上都要拉上窗帘，避免灯光被看到。
“日本人从未来过新西兰，”她说。 “我们很幸运。”
张刘翠琼（右下）的全家福。 Photo: RNZ / Yiting Lin
张刘翠琼说，她小时候很少见到其他华人孩子，在学校也很难听懂老师在说什么。
她也还记得当他们一家人在购买自己的首套住房时候遇到的种族歧视。
“邻居不想让华人住在他们旁边，所以我们说 ‘没关系，反正我们也不想住在这里’，”她回忆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四十年过后， Gisborne有了一名华人市长，而且他还担任过好几个任期。”
张刘翠琼说，她家族中较为年轻的后辈们对身份认同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种族差异，而且经常与当地的华人相处，”她说。
“而这一代人，”她指着她的孙子、孙女说道，”我认为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华人。”
黄灼伦记得，在来到新西兰的船上交了一位年纪相仿的朋友. Photo: RNZ / Yiting Lin
91岁的黄灼伦（Charlie Wong） 与母亲和哥哥经香港和澳大利亚来到奥克兰。
他回忆起一路上结识的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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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到奥克兰的船非常颠簸，每个人都在晕船。还有另一个男孩Jack Wong，他比我大一点，”他说。
“甲板上只有他和我两个人 ……所有其他大人都在船舱里晕船。”
五年前，黄灼伦在上一次的纪念活动中与老友Jack Wong重逢。
“我没有意识到我和他一起（在船上）玩过，但我们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想起来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回忆道。 “不幸的是，我想他去年去世了。
“我很感激当时的新西兰政府让难民来到新西兰。”
何莉莉是【告别广东】一书的作者。 Photo: RNZ / Yiting Lin
奥克兰退休教师何莉莉（Lily Lee）出生于新西兰，但她的母亲和姐姐是20世纪30年代末离开中国的难民，她写了一本名为【告别广东】（Farewell Guangdong）的书。
83岁的何莉莉说： “我在书中重点关注女性，因为有很多关于男性的书……我重点关注女性、这些妻子和她们的感受，以及她们刚刚来到新西兰时的体验，还有她们在中国的生活。
“我母亲多次谈起自己的难民经历，讲述她如何为了躲避入侵村子的日军而逃难，她有多么害怕，我姐姐有多么害怕。”
何莉莉家的旧照片。右上是她的母亲在奥克兰。 Photo: RNZ / Yiting Lin
何莉莉说，为了能够来到新西兰与经营水果店的父亲团聚，一家人支付了高昂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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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居留许可原本不是永久性的，”她说。 “（政府 ）想为（中国难民 ）的前来制造一些阻力，他们收取了200镑，相当于今天的13,000纽元，作为他们获得临时签证的押金。”
何莉莉说，难民的重新聚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纪念那些以难民身份来到新西兰的人。
“我们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此进行庆祝真的很好，因为基本上，这是这里第一个华人社区的开始，” 何莉莉说。
“这些妻子和她们的孩子在旅程中都很勇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笔财富。”
纽西兰屋仑华联会的梁嘉南在周六的纪念活动上讲话。 Photo: Supplied / Sabrina Leung
纽西兰屋仑华联会（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Auckland Branch）的主席梁嘉南（Richard Leung）也认为，纪念被遗忘的华人难民社群很重要。
梁嘉南的外婆也是当时的难民，他说这部分历史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感谢新西兰接收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的妇女和儿童的人道主义行为，我们希望自此出生在这里的几代人都能记住他们作为新西兰华人的根，”他说。
梁嘉南强调了难民遗留影响的重要性，并指出组织者将今年的纪念日主题定为”落地生根”也别具深意。
来源：R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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